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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过程在理性逻辑中更应有人性和情理的融合
作者:乾县法院 范严忠  发布时间:2018-03-21 10:39:59 打印 字号: | |
  人性和情理是一个应用广泛且涵义十分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指人本性的感情,也可以指人们之间的内在固有情谊,在社会生活中还可以指“面子”、“尊严”等。人性和情理曾是中国伦理特殊的人际互动与社会交换形式,是由中国家族伦理精神演绎出来的人际结构方式与伦理精神形态,既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的社会性。作为“人性之感情”意义上的人情起初只是一种“私情”,是以某个个体为中心,随着亲人、朋友、熟人等所触及范围的扩大而逐渐由厚变薄,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爱有差等”的伦理思想的心理基础,因而,这种意义上的人性和情理不可避免有着个体性和主观性的特征。但当每个以个体为起点的“私情”在特定的范围内能够并存,相互之间能够理解与尊重时,也就是说,每个个体能够“将心比心”地将他人的“私情”和自己的私情一样作为考察对象时,此时的人性和情理是指“人之常情”或“普遍之人性”,它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公共性或普遍性。这种意义上的人性和情理也可以理解为“情理”、“民情”、“众人之情”或“社会舆论”。

  笔者曾看过一起探望权案例,此案例无疑体现一种司法过程在理性逻辑中的人性和情理融合,通过此案深刻领悟到,只有深谙人性情理的法律,才能真正发挥理民治国、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

  一对老夫妇,儿子在国外意外身亡,还在襁褓之中的孙子随着儿媳生活。儿子身亡后,由于遗产分割等纠纷方面,老夫妇与儿媳意见产生分歧,儿媳妇列为法院被执行人,并且还被列为失信人员名单中,由此关系非常紧张,老夫妇俩想探望孙子的愿望一直很难实现。后因儿媳考虑到其儿子属于襁褓之婴,想为其子重新组建一个完整家庭,决定再婚。

  五年后,儿媳再婚这一举动老夫妇知道后,老夫妇考虑到后续关于孙子一系列问题,并通过侧面与其儿媳联系,提出探望的需求,要求每周末能把孙子接到家里,与其孙子尽快熟悉。这一要求遭到了儿媳断然拒绝,儿媳认为好不容易走出了阴霾,其儿子正好是一起融入新生活的时候,不想节外生枝。老夫妇看到儿媳这种抗拒态度,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探望权。

  此案法院受理后,承办此案的法官了解案情后,对此案也有些犯难。老夫妇俩的丧子之痛值得同情,对孙子的思念也能理解。但这类特殊的探望权案件中,老夫妇俩的诉求依据实在不足。因为,老夫妇俩要实现定期探望孙子的前提,是他们对孙子享有探望权。而根据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主体的规定,享有探望权的范围严格限定为“父或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对此有所突破,但前提是“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无能力抚养”且“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尽了抚养义务”。此案虽然孙子的父亲已经死亡,但因老夫妇俩与孙子多年未联系,抚养义务的认定比较牵强。

  此案的关键是,如果以法院判决形式实现老夫妇俩探望其孙子的愿望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探望行为需要儿媳的协助配合,在没做通儿媳的工作之前,即使判决老夫妇获得探望权,在之后仍然会出现执行方面的问题。一边是失独老人的殷殷期望,一边是孩子母亲的护犊心切。案件承办人秉着孩子利益最大化的办案理念,与老夫妇和其儿媳耐心展开三次人性和情理融合的调解,最后终于双方打开心结,化干戈为玉帛。

  第一次调解时,老夫妇俩表示,之前多年没有提出探望是因为考虑到孩子年幼,不忍打扰其生活。现在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应当让孩子知道爷爷奶奶的存在,加之儿媳已再婚,必然分心于新家庭的磨合,减少对孩子的关注,因此要求每周探望孩子。

  儿媳则称,前夫过世时,孩子尚在襁褓之中,对至亲的离去并不知情。现在孩子正在努力适应新组建的家庭,缺失的亲情已得到弥补。而老夫妇的探望会给孩子造成情感冲击,影响孩子成长,故不同意老夫妇的探望要求。

  开庭的对峙令老夫妇和儿媳又想起了往昔的种种嫌隙,法庭谈话很快演变成了一场疾言厉色的指责。而对于如何探望的问题,双方的态度犹如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交汇点,调解无果而终。

  通过这次调解,案件承办人明显察觉到了儿媳躲闪和回避的态度。庭后,承办法官以一番同情和理解、情真意切的心里话为其儿媳开导,让她终于道出了真实的顾虑和心结:她觉得老夫妇对孩子并不在意,甚至在前夫过世前还提出无理的要求。前夫去世后,老夫妇俩也没有给孩子必要的关心和照顾。况且,老夫妇还多次为财产问题与自己对簿公堂,严重影响自己和孩子的正常生活,更使原本仅存的亲情消耗殆尽多年过去,自己终于走出丧夫的阴霾,重新组建了家庭,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的陪伴,她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再次被前公婆打乱。

  儿媳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后,承办法官开导鼓励道,你开启新生活很好,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对于两位老人而言,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不可逆转的悲剧,如果连孙子的血脉亲情都不能相认,对他们来说是多么致命的打击。

  其儿媳听到这些沉默了。承办法官继续开导,“孩子长大了,不要因为大人之间的矛盾而阻断孩子和爷爷奶奶相处,孩子现在正处于认知新事物、融入新家庭的时期,爷爷奶奶此时以‘亲人’身份出现在孩子生活中可能是最合适的时间点,可以让孩子在认识新家人的同时比较自然地接纳亲爷爷奶奶,避免了贸然出现的突兀。”

  一番劝解后,老夫妇的儿媳同意再做考虑,也答应再次和老夫妇面对面调解。为了让第二次调解顺利进行,承办人提前单独约见了老夫妇,简单转告了其儿媳的顾虑与沟通情况,希望两位老人也能够体谅其儿媳多年来的不易,在探望问题上缓和态度,循序渐进,既给其儿媳一个缓冲期,也给孩子充分的适应和接受过程。

  第二次调解时,老夫妇当庭表示在探望的方式和频率上可以做出让步,甚至提出只要能够探望孩子,他们愿意每月承担孩子的部分抚养费,以缓解其儿媳的经济压力。然而,其儿媳却表示,自己并不看重老夫妇是否愿意给孩子抚养费,只希望他们能拿出诚意修复关系。其儿媳称,自己实在无力履行之前生效的判决,老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自己处于失信被执行人的状态,出行、生活受到诸多限制。她希望老夫妇能够撤销相关的执行申请,不再步步紧逼。对此,老夫妇明确拒绝了其儿媳的请求,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先前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法院的支持,其儿媳就应当按照判决书的内容履行相应的义务,没有商量的余地。第二次调解又不欢而散

  虽然两次调解都没能达成协商一致的方案,承办法官仍不打算放弃。她详细了解了老夫妇和其儿媳之前的数起纠纷,梳理了双方的争议焦点。思量良久,承办法官决定以本案一揽子解决双方问题。

  承办人第三次联系老夫妇,这次接电话的是孩子的奶奶。相对于孩子的爷爷强硬,奶奶显得缓和很多。承办法官剖析了孩子爷爷和其儿媳目前的心态,指出不论是双方的对峙情绪,还是纠纷的久拖不决,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承办法官语重心长的对孩子奶奶说:“您儿子的意外过世已经给这个家庭造成了毁火性的伤害,逝者已去,留下来的人应该更加好好珍惜现有的亲情。”承办法官一席话让老人感慨不已。

  关于遗留的执行问题,承办法官劝解孩子奶奶,申请强制执行确实能够促使其儿媳尽快履行判决,但考虑到双方的关系,此举并无益于矛盾的化解。更何况儿媳是孩子的监护人,限制儿媳的出行和消费最终影响的还是孩子的生活。承办人的话触动了老人的内心,她在电话中表示愿意做老伴的思想工作,劝服老伴做出让步。两天后,老夫妇俩给承办法官回电,表示愿意以其儿媳配合探望为前提,撤销此前的强制执行由请。承办法官立刻把老夫妇俩的态度转告给其儿媳,其儿媳也答应在强制执行申请撤销后配合老夫妇探望他们孙子。

  次日,双方第三次来到法院,就以往诉讼案件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由其儿媳尽快处理外地房产的出售及其他诉讼事宜。同时,双方就探望事宜签订了调解协议,约定老夫妇尽快撤销对其儿媳的强制执行申请。根据协议,2017年1月起,老夫妇逢双月探望孙子一次,地点由双方商定。逢单月可通过电话或视频联系一次,其儿媳都需予以协助。并且双方当场互加了微信好友,并约定此后通过微信让孙子与爷爷奶奶先熟悉起来。

  半个月后,其儿媳很快处理了前夫的遗产,另一方面老夫妇按照约定撤销强制执行申请。在承办人的多方沟通下,强制执行申请顺利撤销,儿媳的限制出行及消费得以解除。老夫妇俩来电告知承办法官,他们已经和其儿媳约定了和孙子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六年了,终于可以见到孙子了。”电话中老夫妇俩哽咽着,对承办法官再三表示了感谢。随后,承办法官也接到了其儿媳的电话,电话中提到了老夫妇与儿子的聚餐,“这么多年,我一直生活在仇恨中,心很累也很迷茫,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了亲情,也重新找回了自己。"儿媳如实说。

  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按照现存的法律框架,认定老夫妇与其孙子存在抚养关系继而拥有探望权有一定困难。但从情理上看,作为失独老人,探望孙辈是其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之一,理应得到尊重和支持,因此如果简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社会预期的效果。

  司法过程不只是理性逻辑,还有人性和情理的融合。因此,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利于亲属间感情融合的基础上,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丧父或丧母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公序良俗、社会公德相符,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对于承办法官来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实现孩子利益最大化是办案时考量的重点,上一辈的矛盾纠葛不应该牵扯到孩子,更不应把孩子作为赌气或交换的筹码。本案中,爷爷奶奶已经失去了独子,让他们适时探望唯一的孙子,既能满足老年人享受天伦的心理需求,也能让孩子从小缺失的亲情得到弥补,缺位的关爱实现补位。另外,考虑到双方的关系尚待麿合,在本案中,我们建议双方自行协商,采取灵活式的探望方式,并根据孩子的接受能力、课业安排等实际情况逐渐调整。与此同时,考虑到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大量普及,以视频聊天等方式进行探望既是“破冰”之法,也是常规探望的有益补充。

  法律制定本身的滞后性、局限性与社会不断发展的矛盾、法律人的理性思维与普通民众感性思维的矛盾,使得法律与人性和情理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并没有违背人类对价值的认知,所以法律与人性和情理并不是完全处于两个对立面上的,从此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与人性和情理的天平处理不好,将会阻碍法制建设的进程。法律与人性和情理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使之达到最大限度的平衡,才能有效的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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