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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文涛:完善彩礼返还纠纷相关立法
——永寿县彩礼返还纠纷及其解决的调研报告
作者:永寿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应文涛  发布时间:2017-12-13 16:22:19 打印 字号: | |
永寿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应文涛
  一、调研的原因及背景

  彩礼是在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婚嫁习俗,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原因。时至今日,在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男女成婚过程中收送彩礼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而一旦婚姻不成或婚姻破裂,则往往涉及到彩礼返还纠纷。永寿县法院在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受理的以判决、调离方式结案的婚姻案件(含同居析产、婚约财产、离婚、离婚后财产纠纷等)共463件,其中涉及到彩礼返还的就有105件,占到了婚姻案件总数的约22.7%。针对涉及彩礼返还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后文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法官们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却发现该规定的适用往往捉襟见肘,难以起到裁判依据的作用,因此涉及彩礼返还的纠纷常常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道难题。而彩礼返还纠纷的公平公正解决,不仅关乎案件当事人的具体权益,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永寿县本来就是全国贫困县之一,但是该地区的彩礼却畸高且居高不下,许多贫困户因贫致贫,离婚时男女双方家族对立严重,甚至曾为此发生过刑事案件。这充分说明了正确处理此类案件的重要社会意义。如何妥善裁判并通过执行程序追回彩礼,如何通过法律、经济、社会等综合性措施解决贫困地区彩礼很高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永寿县法院和永寿县相关部门高度关注的社会难题之一。

  为了破解该难题,永寿县法院和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展开课题合作,组成调研组,深入永寿县部分乡镇进行了调研,同时结合永寿县法院近三年的相关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研判,并最终形成了该调研报告。

  二、调研的开展、相关分析及完善建议

  (一)调研的开展

  2017年6月29日,对永寿县部分村镇进行了实地走访,了解当地彩礼收送的实际情况。

  走访第一站是永寿县马坊镇高刘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主要包括:1.彩礼金额少则七、八万元,多则十七、八万元,平均水平约为十二、三万元且一般与家庭经济情况成反比,即家境越差的家庭,女方索要彩礼越高。除彩礼外,男方还要给女方“衣服钱”、“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镯)”等赠与物。而且,男方除了要承担订婚宴、婚宴的费用,在订婚宴上,还要向女方来宾赠与红包,来宾为女方一般亲友的,红包一般为五十元,来宾为女方直系亲属的,红包金额更高,为二百至三百元,或者赠与价值相当的礼品。因此,男方结婚娶妻的总费用大概在二十二万元至二十八万元左右。

  2.根据该村委会提供的数据,当地村民的年纯收入在2015年为9872元,2016年为10278元,预计2017年达到10689元。则按平均水平计算且仅计算男方以彩礼形式对女方做出赠与,十二、三万元的数额相当于男方至少十三年以上的纯收入。

  3.彩礼金额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左右来自男方父母的资助赠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左右来自男方个人积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来自借贷,其中有些向亲戚朋友借,有些向银行贷,有些甚至借高利贷。

  4.彩礼最终往往收入女方父母囊中,只有“三金”、衣服等赠与物归女方所有。

  5.离婚时男方为结婚所负债务往往被界定为婚前债务;

  6.离婚时男方因为经济困顿,几无再婚可能,因此会力争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因此往往会放弃请求女方承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的权利。

  7.离婚后的女方再嫁往往会要求更高的彩礼,因男方个人条件往往更为不佳,因此愿意多出彩礼而娶到媳妇。

  走访的第二站是永寿县马坊镇上来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上来村目前22-31岁的男青年约有70人,绝大多数没有娶到媳妇;该村这一年龄段的女青年只有不到30人,且大都嫁往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外地;从该村的状况来看,自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当时由于受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怀女胎者许多人选择了堕胎,致使出生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2.彩礼金额少则十万元左右,多则十七、八万元,平均水平约为十四、五万元且一般与家庭经济情况成反比,即男方家境越差,女方索要彩礼越高。除正礼(即彩礼)外,男方还要给女方“衣服钱”、四色礼(一般为酒,茶、莲菜、肋条肉)、“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镯)”、离娘钱、“换手”(即购买新手机或新手表)等物。此外,女方有些还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或者买车(5-12万元)。因此,男方结婚娶妻的总费用一般不低于三十五万元。被访者谈到一例:男方支付女方正礼(彩礼)10.8万元,衣服钱2万元,四色礼2万元,离娘钱4000元,三金1万多元,男方为结婚支出共计达16.2万元。3.根据该村委会提供的数据,当地村民今年靠种地的纯收入约为每亩200元左右,其他收入有部分家庭来自经营苹果园,但苹果价钱今年只有每斤2角左右;还有部分家庭来自农闲时段的打工收入,但打工收入除去在外租房、水电费、电话费、生活费等花销后亦所剩无几。因此,男方支付彩礼及结婚其他费用80%左右是借来的,有一部分甚至是借的高利贷。他们每年的收入仅够支付高利贷的利息。4.彩礼一般均归女方父母所有,只有“三金”、衣服、手机等赠与物归女方所有。

  走访第三站是永寿县常宁镇穆家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主要包括:

  1.由于受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该村也存在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因此男方成婚往往都需要支出高额的彩礼。

  2.彩礼金额有的是十四、五万元,有的是十七,八万元,其中一般包括了衣服钱,但在婚礼当天还需给女方一笔“配婚钱”,一般为二至三万元,婚礼请客还需再花几万元。因此,男方结婚的总支出大约在二十至二十六万元。

  3.该村委会也提到,当地村民今年种地的收入仅为约为每亩二百元左右,其他收入部分来自经营苹果园,部分来自农闲时的打工收入,但打工收入除去在外租房、水电费、电话费、生活开支等花销后就所剩无几。因此,男方支付彩礼及结婚其他费用约80%左右是借来的,而且大部分都借有高利贷。而这些村民每年的收入则仅够支付高利贷的利息。

  4.彩礼一般均归女方父母所有,只有“三金”、衣服、手机、“配婚钱”等财产及物品归女方本人所有。

  5.该村所在的常宁镇是永寿县较为贫困的地区,但彩礼却是最高的,且离婚率也很高。

  走访第四站是永寿县常宁镇店子头村,我们到一起彩礼返还纠纷案件男方当事人的家中了解情况。该当事人谈到的情况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他们家支付给女方的彩礼加上其他赠与物的总金额为八万九千元,相比当地情况,他们支付的彩礼算是少的了。当地男方给女方的彩礼加上其他的赠与物,一般情况下都在十四、五万元。他们家之所以出的彩礼少,一是因为他们家境相对较好,二是因为订婚的该男青年是他们家的独子。在当地,对于家境不好的男方,女方索要的彩礼往往更高;另外,对于弟兄多的家庭,女方索要彩礼也越高。

  2.男方支付给女方的彩礼是来自男方父母的积蓄,男方父母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工资和经营果园所得。

  3.订婚后,男方与女方发生不愉快,双方都不打算与对方结婚了,但女方不愿意退还当初所收彩礼。男方父亲于是向法庭起诉,请求女方父母返还彩礼。后经法庭调解,女方家庭向男方父亲返还了七万六千元。

  4.当地离婚率较高。离婚时无论是谁有过错,男方的经济损失都非常巨大。离婚后,孩子也大多由男方抚养,但男方出外打工的,抚养孩子的经济负担实际往往落到男方父母身上。

  综合以上走访所了解到的情况,并结合一同参加调研的郭堃庭长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具有共性的问题:第一,当地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加之经济条件较差,导致男性娶妻难,彩礼就成为娶妻竞争的重要砝码,这是导致当地彩礼居高不下的重要现实原因。第二,在高彩礼的背景下,当地离婚率却相对较高。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方,离婚案件往往越多。郭庭长今年上半年受理的83件案子中,70%都是离婚案件,而离婚案件中,70%又都是常宁镇居民的离婚案件,也就是说,郭庭长今年上半年办理的案件中约有50%的案件都是常宁镇(该镇属于永寿县最贫困地区之一)居民的离婚案件。

  第三,在诉讼离婚案件中,约90%是由女方提出离婚请求的,且在4年以内提出离婚请求的居多。第四,许多离婚财产纠纷案件均涉及到彩礼返还问题,尤其当婚姻关系存续较短而离婚时,男方往往主张返还数额较大的彩礼。第五,在司法实践中,审理涉及彩礼返还纠纷案件所能适用的仅有《〈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中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而根据该条的规定,许多主张彩礼返还的案件因不符合该条规定的情形,则彩礼以及给女方的贵重赠与物等一般都不返还,致使男方经济损失巨大,许多人甚至再婚无望。

  (二)相关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后文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中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条往往会遇到下述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彩礼”的认定。由于《〈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并没有对何谓彩礼本身作出界定,导致实践中对彩礼的认定存在不同标准。而且,各地风俗不同,男方给付给女方的现金财物的名目也不一样,这些均导致了对彩礼认定的困难。例如,在(2014)永民初字第00105号的判决中,对于男方分别以“财礼”“针线钱”“卷彩钱”等名目给付给女方的数额较大的现金均认定为彩礼,而将男方给女方的金戒指则认定为普通赠与,即不包含在彩礼范围内。但在(2014)永民初字第00110号的判决中,认定的彩礼却既包括了以男方“财礼”为名给付的现金,也包括了折抵“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价款的现金。在(2014)永民初字第00162号的判决中,认定的彩礼

  包括了以“彩礼”“衣服钱”“挂锁锁”“捐礼(500元)”“棉花钱(500元)”“认亲钱(200元)”、“订婚布钱(500元)”等现金形式的给付,而将“三金”认定为普通赠与,因此不在彩礼范围内。但实际“三金”的价值要大于例如“棉花钱(500元)”等彩礼范围内的款项。另外,(2016)黑民再15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二审法院认为,邵某与李某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共同生活,由于二人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故李某应当将彩礼款适当返还。因购买三金时并未附加任何条件,故一审判决认定三金系邵某对李某的个人赠与并无不当。再审法院认为,”三金”首饰,应属于彩礼性质。因邵某与某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亦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故李某应将”三金”首饰款2.6万元返还邵某。原判决未将”三金”首饰款认定为彩礼,亦未判令其返还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可见,正因为立法未作明确规定,关于彩礼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理解不一致的情况。

  第二,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可请求彩礼返还的第二种情形为“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但是对于“共同生活”的具体认定却没有细化的标准,这也成为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的一个问题。(2014)永民初字第00110号的判决书中,法院判决原告返还被告部分彩礼,理由中提到,“原、被告结婚时间不长”(截至起诉时,当事人婚姻存续一年零四个月多)。显然,判决中法官考虑到了对“共同生活”的认定问题,而且倾向于认为,尽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也应返还部分彩礼,而且认为一年零四个月属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情况。但在(2015)永民初字第00139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要求原告返还财礼,因原、被告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并已共同生活,被告亦未提供相关事实或者法律依据,故对此请求不予支持。”从判决书中可以得知,原被告自2013年1月4日举行结婚仪式至2013年4月份清明节后分居,共同生活时间为3个月左右。显然,法院认为只要已共同生活,主张彩礼返还的请求即不应支持,似乎并未考虑共同生活长短的问题。另外,在(2013)辽审四民申字第00965号的民事裁定书中可知,原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登记后并未共同生活”,而再审法院则认为双方登记结婚后有较短时间的共同生活,因此原二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不当,并对此予以纠正。上述判例说明,由于对“共同生活”的认定缺乏较为细致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认定的分歧。

  第三,对于“生活困难”的认定。《〈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可请求彩礼返还的第三种情形为“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但是对于“生活困难”的认定标准以及举证责任也都无具体规定。尽管理论界有所谓“相对困难”和“绝对困难”之分,但这样的划分其现实指导意义也非常有限。(2015)永民初字第00076号的判决书显示,当事人出具了村委会的证明书用以证明其“生活困难”。而(2014)永民初字第00105号的判决书中显示,法院认为“因原告家庭为农民家庭,原告本人身份亦为农民,以打工为生,原、被告订婚及结婚时,被告收取原告财礼等达46500元,数额较大,必然会对原告经济造成困难”。另外,在(2015)永民初字第00219号判决书中,法院同样认为,“因原告为农民身份,以打工为生活主要来源,应认定为因收取财礼造成经济困难,收取的财礼应予以返还”。可见,对于“生活困难”的认定,有的案件是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主要是村委会开具的证明),而有的则是法官行使了自由裁量权而作出了直接认定。

  第四,关于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法律对此同样未作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例如,从(2016)陕0426民初28号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出,该案的原告和被告均非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而分别是其中一方的母亲和父亲。而在(2015)津高民申字第1517号的民事裁定书中,二审法院和审查再审申请的法院均认为,“返还彩礼之诉的当事人应系订立婚约的男女,故杨××(订立婚约的男方之母)起诉要求返还彩礼属于原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条件”。但是,在(2014)济中民一终字第8号的判决书中,上诉人(原审被告)却包括订立婚约的女方、女方父亲和女方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为订立婚约的男方。另外,在(2017)云民申146号作出的民事裁定书中,因男方死亡,男方母亲也被确认为适格诉讼主体,并获得了返还的彩礼。事实上,除了以上几点,司法实践中影响到彩礼返还或彩礼返还数额的往往还有是否考虑当事人的过错或女方的受孕、生育等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处理彩礼返还纠纷很难做到统一适用法律,这样既不能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到司法的公信力,并最终损害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完善建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完善我国彩礼返还制度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该报告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原则上,婚姻未成立或者成立后又解除或被撤销的,彩礼应视情况予以返还。理由如下:首先,这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男女平等原则的内在要求。彩礼和陪嫁物均属于在我国沿袭已久的民间婚俗,其并不违反法律之规定。但是,对于陪嫁物,法律上通常将其认定为个人婚前财产,婚姻解除时可归还女方所有,但对于同样依习俗给付的彩礼,目前的法律规定是以不返还为原则而以返还为例外。事实上,依照习俗,男方在婚姻缔结过程中除了支付彩礼外,通常还承担婚礼和酒席等相关费用,因此在经济上的支出往往远大于女方。而一旦婚姻解除,女方的陪嫁物在法律上可以找到返还的依据,但彩礼则仅在例外情况下才允许返还,这似乎有悖婚姻法确定的男女平等之原则。其次,这是事理之性质使然。目前,彩礼的性质一般被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但通常认为的解除条件是婚姻不成立,即若婚姻不成立,则解除条件成就,赠与即可以解除。在传统社会婚姻关系较为稳定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解无可厚非且符合社会现实。因为,稳定的婚姻关系恰似一列直达列车,保证了婚姻的成立就好比保证了上车,则共同的婚姻生活通常会直达终点。然而,我国当今社会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与传统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我国民政部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6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15.8万对,比上年增长8.3%,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348.6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67.2万对;2016年我国离婚率为3.0‰,比上年增加0.2个千分点。 从统计可以看出,我国自2009年以来,离婚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如此一来,若仍将彩礼行为解释为以婚姻不成立为解除条件的附条件之赠与显然有悖事理之性质。因为,男方付出包括彩礼在内的诸多财物,若仅为追求婚姻成立之短效、而不期共同婚姻生活之常伦,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在离婚率较高的今天,婚姻已不再是直达列车,而更像是行程不确定的计程车,即便一对男女共同上了车,他们能同程多久、又会在何处分道扬镳则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就事理之性质而言,男方所给付的彩礼,其本质为附解除条件之赠与固然没错,但其所附之条件不应理解为婚姻不成立,而应理解为男女共同生活无法实现,即若男女共同生活无法实现,则解除条件成就,赠与即可以解除。

  第二,关于彩礼的认定,首先应将直接以“彩礼”、“财礼”等为名的金钱形式的赠与认定为彩礼;其次,对于依照习俗以不同名目给付的金额较大且对方无对等给付行为的金钱赠与,亦应认定为彩礼;再次,数额较大且对方无相应回赠的赠与物,例如珠宝首饰、高档电子产品等,一般也应认定为彩礼。最后,对于虽以“彩礼”或“财礼”等名义给付的金钱,若双方在婚姻成立过程中将之用于共同消费,例如旅游、拍摄婚纱照等,则应将共同消费支出部分从彩礼金额中减除。

  第三,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或比例所参照的主要标准应为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从逻辑上讲,以男女双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和是否共同生活两个标准,可将涉及到彩礼返还纠纷的案件分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未共同生活;二是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共同生活;三是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四是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已共同生活。按照我们目前的法律,对于第一和第三种情形,因双方未共同生活,则给付彩礼一方可请求返还彩礼,这显然说明在立法上我们也很重视区分男女双方是否共同生活这一事实。而对于第二和第四种情形,如果严格按照现有法律,则事实上已共同生活的男女,如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则给付彩礼一方可请求返还彩礼;如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则原则上不可请求返还彩礼,除非彩礼为“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在此,同样是已经共同生活之事实,法律为何针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规定了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呢?显然,法律是要维护婚姻登记制度。那么,我们又要追问一句:婚姻登记制度的意义何在?按照通说,婚姻登记具有证明和公示的效果。

  但从本质上讲是,婚姻登记制度是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一种干涉。因此,这种干涉也应限于“证明和公示”的必要限度之内。然而,对于彩礼返还纠纷本身而言,似乎并不存在保护婚姻登记制度的证明与公示效力之必要性。因此,立法上对于登记与不登记所规定的不同法律效果也就颇值商榷。也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立法,走在了立法的前面。例如,从(2014)浙民申字第1484号裁定书、(2014)汴民终字第772号判决书等裁判文书中均可发现,相关法院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已共同生活的情形,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时均考虑了男女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另外,从(2014)永民初字第00105号、(2014)永民初字第00110号、(2014)永民初字第00162号等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对于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已共同生活的情形,法官在确定彩礼返还的数额时同样考虑了男女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这一重要因素。

  第四,在主要考虑男女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这一主要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或比例还应再结合双方有无过错、女方是否生育子女或曾怀孕、双方的经济情况等因素来酌定,体现以下原则:(一)保护无过错方利益;(二)保护受损害方利益;(三)保护弱势一方利益。以上三原则的适用应有次序,即先考虑保护无过错方,再考虑保护受损害方利益,最后考虑对弱势一方的保护。在考虑保护弱势一方利益时,“给付彩礼一方生活困难”即应成为重要的考量参数。对于生活困难的认定,我们不赞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对《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一方生活困难”的解释,因为《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对于“生活困难”的生活帮助,并不以其它任何条件作为前提,而仅仅是考虑对弱势一方的帮助。但彩礼返还的前提则不同,必须以一方支付彩礼的先前行为作为前提基础。所以二者不可采用相同的认定标准。而对于“生活困难”的合理认定,可以参考以下因素:首先,有低保证明的即可认定为生活困难。其次,因给付彩礼而负有未清偿的债务的,一般应认定为生活困难;再次,若当事人在给付彩礼之前已经生活困难,而支付彩礼加重了困难程度的,也应认定为生活困难。最后,一般情况下,若彩礼数额较之当事人的收入水平较高,也应认定为支付彩礼造成当事人生活困难。生活困难应当由当事人举证。在不存在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生活困难。

  另外,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或比例时,不违反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习惯也可作为参考。我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在确定彩礼返还的数额或比例时,该条文可作为适用民事习惯的依据。再就是,确定了应当返还的彩礼数额后,若女方有陪嫁物,则应优先从陪嫁物中抵扣应返还的彩礼,不足部分再由女方返还。

  第五,关于诉讼主体,可以考虑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规定。首先,如果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那么在法律上并未形成有效的婚姻法律关系,此时的彩礼返还纠纷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则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均可以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次,如果男女双方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那么在法律上即形成了婚姻法律关系。此时,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为该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彩礼返还纠纷仅在该法律关系解除时才可能涉及到,因此,其诉讼主体也应该是已成立的婚姻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男女双方。即便男女双方的父母是彩礼的实际给付人或收受人,也不必要作为离婚诉讼的主体。这是因为,无论男女方父母,其给付或收受彩礼正是基于他们与自己子女的身份关系和紧密的生活联系,所以我们只需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即离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即可,一般不列第三人。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一般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沪高法民一【2004】26号)中答曰:在涉及彩礼返还的离婚诉讼中,被告提出原告不是实际给付人或者自己不是实际接收人的抗辩,由于彩礼给付实际就是以男女双方为利益对象或代表,因此人民法院对此抗辩可不予采信。从《江苏高院民一庭婚姻家庭案件疑难问题法律适用研讨会综述2005)》也可看出,参与研讨的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男女双方办理结婚手续后,一方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并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返还彩礼的,由于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一般不列第三人,故不应列彩礼的实际给付人、收受人为当事人。因彩礼的实际给付是以男女双方为利益对象或者代表,故应以婚姻当事人为彩礼返还义务人”。

  另外,执行案件中也不宜将女方父母作为被执行主体。首先,如上文所述,彩礼的实际给付是以男女双方为利益对象或者代表,故应以婚姻当事人为彩礼返还义务人,则将女方父母作为被执行主体的依据不充分。其次,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执行案件中增加女方父母只能扩大矛盾范围和社会影响面,比起不能及时执行返还的彩礼,其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次,现实中彩礼的实际收受人也不一定局限于女方父母,且彩礼的实际流向也比较复杂,将女方父母作为被执行主体并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良策。其实,彩礼返还执行难的问题,与其他债务执行难的问题具有共性,解决此类难题应当另辟蹊径,例如,健全和完善个人征信记录及其网络化制度建设,并对有不良征信记录者的民事活动加以一定限制。

  我们建议,应完善关于解决彩礼返还纠纷的相关立法,将“因缔结婚姻而为赠与者,婚姻未成立、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之财物。返还财物的数额或比例,应当根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双方之过错、女方有无孕育、双方经济状况等酌定。若男方要求返还彩礼,女方有陪嫁物的,确定应返还的数额后,陪嫁物应优先抵付应返还的彩礼,不足部分再由女方返还”等作为完善彩礼返还制度的具体规定纳入其中。

  三、小结

  综上所述,涉及彩礼返还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但是目前解决彩礼返还纠纷的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都未作出详细规定,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该类案件的公平、公正和有效解决,这既给该类案件的审判工作造成统一适用法律方面的难题,影响到了司法公信力,也使案件当事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公正有效的保护,给社会一方之和谐稳定埋下了隐患。该报告上述之调研工作和在调研与分析基础上提出的相关完善建议,正是立足于司法实践中的这一难题,以期为彩礼返还纠纷的解决献计献策,为完善相关立法贡献绵薄之力。

  当然,彩礼纠纷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原因,法律绝非解决该问题的万能之策,而是需要举政府及社会各方之力,从众多方面加以努力。作为贫困地区的永寿县,精准扶贫亦不失为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能力,因地制宜,从人员技能培训、网络信息渠道构建、当地资源的宣传推广等多方面努力,应该都有助于彩礼纠纷问题的解决。当地的经济发展了,适龄青年在婚姻竞争中的实力自然也就提高了,则有望从较为根本的层面缓解抑或解决因彩礼引发的纠纷。
责任编辑:碧侠